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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太子”李在镕前往日本“救火”后不久，上周日，SK海力士首席执行官李锡熙也前往日本解决关键半导体原材料供应问题。谁都知道，这场贸易摩擦短时间内不会解决。对韩国来说，麻烦却不只有日本一处。全球贸易逆风，出口下滑及日本的发难让韩国不得不做出补救，18日，韩国央行突然宣布降息，一个明确的信号是，韩国经济可能快要撑不住了。此前韩国政府已经将2019年全年的GDP增速预期下调至2.4%-2.5%，而在去年12月，这一预测值还为2.6%-2.7%。

“一般很难避免债券违约风险，本身其违约情况就很复杂。”上述某公募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此前有家基金公司员工同时担任债券和股市研究员，目的是想通过股票和债券的正向关联性，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收益，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好。记者注意到，12月2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内控指引》（下称《指引》）。

但正如前文所言，宏观审慎必然要求拥有微观上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权利，并严加检查。否则，聪明绝顶的微观理性人，为了扩大盈利，总能找到突破宏观审慎框架的手段。比如，MPA实施之后，所谓的银行“表表外”业务马上被发明出来，不在上述广义信贷统计范围内。如果放任其发展，那么MPA也将再次被绕开。因此，微观上确保银行行为合乎规范，不走歪门邪道，以及控制业务顺周期性，都是极其必要的。换言之，双支柱的效果建立在关键的柱础之上，即微观监管，共同构成“双支柱+柱础”模式。单凭央行一己之力不可能有效实现宏观审慎。英国选取的方法，是把微观审慎监管置于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指导之下，而我国，则是让“双支柱+柱础”均由金稳委统一领导，且央行也能参与审慎监管。其根本目标，均是为了实现柱与础之间的完美协调。

台湾媒体试图就新华荷公司业务与GL公司情况采访该公司，而新华荷员工只是连连回答，“不晓得”，“不好说”。顺便一提，郭玺在经商之余，还一度醉心于艺术创作，通过上述7家公司之一的“安卓云艺术中心”（听上去像个IT企业，其实是个卖画的），大卖其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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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两家企业均不是第一次出现违约，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国蔓延之际，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尤其是信用债发债主体的信用情况是否会受到更大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市场机构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更多是短期的，难以产生持续冲击，而为对冲经济基本面走弱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则将利好债市。因此，此次疫情短期引起信用基本面恶化的程度有限，信用债市场的整体风险可控。